毛泽东在平型关大捷前后
刘炳峰
平型关，古称“瓶形关”，因关前谷地形状如“瓶”而得名。“七七事变”后不久，当一支素有“铁军”称号的八路雄师与另一支自诩为“钢军”的日本侵略军在此展开一场惊天动地的恶战后，这座具有百年历史的雄关险隘便从此名扬天下了！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出师后所打的第一个大胜仗，也是中国军队抗战以来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。它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，极大地激励起中国军民的抗日信心和斗志，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。
一
抗战全面爆发后，1937年8月22日至25日，中共中央在洛川举行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。会上，毛泽东为八路军制定了“独立自主地游击战”的战略方针。他还采纳了彭德怀的建议，指出该方针还包括“在有利条件下集中消灭敌人的兵团。”会议召开当日，我八路军不待全部改编就绪，即在此前毛泽东频频投书阎锡山，极力争取晋军“合作抗日”的基础上，在阎锡山的要求下，出师山西，向抗日前线进发……
是时，日军业已大举进攻华北，山西抗战局势极为严峻。晋军面对日军在强大陆、空火力掩护下的疯狂进犯，依照蒋介石的一贯指令，一直坚持“消极防御，彼此观望，集守工事，轰炸下静待”方针，“绝少机动及袭击、伏击敌人”，且其给养运输线也遭破坏。整个华北国民党军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困境中。毛泽东预感到：国民党军的做法“完全脱离民众，挫败后失去信心，整个华北战线酝酿着极大危机。”
在我党统战工作的有力促动及“西安事变”的影响下，一度曾主张“守土抗战”的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，在大同弃守后出现了积极而矛盾的心理变化：一方面，他很想与日军打一仗，以挽回自己在山西的面子；另一方面如果真的打起来他又感到力难胜任，并无绝对致胜的把握。因此，阎锡山急切期望八路军入晋，在作战行动上与其相配合。
1937年9月4日，毛泽东在致电前方的电文中指出：“利用红军新到壮其(指阎)气而相当改变其做法，是一极好时机。”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奉命即与阎锡山会谈，商定：选择合适时机，两军配合，在乎型关一带与日军打一大仗，以鼓舞全国军民的土气。彭德怀建议：以晋军坚守平型关正面，八路军一一五师隐蔽集结于日军前进道路的侧面，从敌侧后夹击进攻平型关之敌。阎锡山欣然同意。
9月16日，日军某部开始由天镇南下广灵，关东军也由蔚县西进，阎锡山拟以晋军14个团与敌决战，并要八路军115师参战。毛泽东迅即电示林彪：“我应坚持既定之作战方针，用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。此方针已在南京同蒋介石、何应钦商定”，并要林彪“将当前情况及如何配合友军之意见即电告”。
林彪接电后复电毛泽东：拟以陈光率343旅“集中相机给敌人以打击，暂不分散。”
经过认真考虑，毛泽东于21日致电彭德怀，一方面重申“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，才是决定地致胜敌人、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”，另一方面明确指出，林彪“只想以陈旅集中相机给敌以打击，暂不分散。这种一个旅的暂时集中，当然是可以的。”同时指出：“如许久还无机可乘，则仍以适当把中心转到群众工作上为宜。”
需要指出的是：此间，毛泽东在其指示电中一再强调坚持既定的作战方针，只是针对抗战以来我军部分将领(特别是林彪等)一直希望大打运动战而忽略游击战提出来的。他反对单纯与敌人拼实力、拼消耗及“歼敌一千，自损八百”式的战斗，并不反对集中兵力进行有条件的运动战。因此，在接到林彪的复电，并经反复思考后，毛泽东还是同意了林以一旅集中、相机给敌以打击、暂时不分散的意见。毛泽东的批复，对于平型关战斗的发起和进行，无疑是至关重要的。
在收到毛泽东电报的同一日，中共中央军委前方分会即召开作战会议，研究贯彻军委指示及山西战局和八路军作战计划等问题。会上，彭德怀宣布了经毛泽东、中央军委批准、同意的拟“配合友军侧击进攻平型关之敌”的决定，取得与会者赞同。23日，朱德、彭德怀即向我八路军115师下达了“115师应即向平型关、灵丘间出动，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”的命令。
林彪率部闻令而动。次日午夜，八路军115师风雨兼程，由冉庄出发开始向平型关附近的白崖台挺进，25日拂晓前即全部进入预伏地段！
一场前所未有的中国军队抗击日本侵略的大规模伏击战，就此拉开帷幕……
二
八路军挺进山西的沿途，处处可见国民党溃军。他们丢盔卸甲，士气低靡，争相南逃。国民党军的狼狈相，反而激起了八路军的斗志。接到平型关伏击战的命令后，八路军各部迅速进入预伏地点，很快完成了战斗部署。
一直跟随先头部队推进的林彪，在到达平型关附近后，根据对地形的勘察和对敌情的分析，决心打好这一仗，随后即向八路军总部汇报了有关情况。朱德、彭德怀则迅即将部队行动及战斗部署情况上报了毛泽东。
当毛泽东接到彭德怀电报时，平型关之战已于9月25日正式打响了！
对于此战，毛泽东极为重视。就在战斗打响的当天，他还致电朱、彭、任(弼时)、周并转林彪，提出八路军作战的战略意见。毛泽东建议，使用第115师一部配合国民党军，待日军在华北相当深入后，相机收复灵丘、沫源、广灵和蔚县，“然后向着大同、张家口、北平线，大同、太原线，北平、石家庄线举行大规模的侧后袭击战”，并在灵、沫、广、蔚4县建立根据地。电文指出，“如此着成功，还可用相当一部进出热河方向，如此或能造成华北战争的新局面，支持相当时期的持久战。”
毛泽东的指示电尽管因战役业已发起没能立即执行，但他关于“举行大规模的侧后袭击战”的战略意见，与八路军总部指挥115师作战的战略意图是一致的。
此战由林彪直接指挥。战前，林彪几次踏勘平型关地形，并选择日军必经之路而又非常适宜进行伏击的地段排兵布阵。同时制定了“以2个团截击和分割行进中的敌人，以1个团断敌退路，以1个独立团和1个骑兵营阻击敌增援部队，以1个团为预备队”的作战部署。作战中，林彪突破了原来动用1个旅的计划，实际动用了全师兵力。当然，这是林彪根据实际情况而采取的变更，同时反映了他希望打一大仗、获得重大战果的心理。这种变动，在军事指挥中是允许的。
其时，八路军所面临的日军，是一支被日本人称为“钢军”的日军第五师团。这是一支与115师的前身、北伐时被称为“铁军”的叶挺独立团一样，有着特殊荣誉的钢铁部队。师团长板垣征四郎，曾是日本陆军大学的高材生，不仅熟读《孙子兵法》，而且精通现代兵学。因此他的部队十分狂妄。行进中，他们前方不设尖兵探路，两翼也无部队警戒，浩浩荡荡、大摇大摆，甚至指指点点、有说有笑地进入了115师的预伏地域。
7时整，随着林彪一声令下，公路两侧的山坡上突然杀声四起，弹雨如飞。第一轮枪炮中，日军最前面的几辆汽车就被我军击毁，彻底堵死了狭窄的前进通路。据时任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团长的杨得志回忆：骄横的日军遭到意外打击，不知所措。伏击部队即刻乘敌陷于混乱之机，适时发起冲击。我第685团首先从关沟以北高地迎头截敌，歼其先头一部，封闭日军南窜之路。第687团则将敌后尾部队分割包围于蔡家峪和西沟村，并抢占了韩家湾北侧高地，切断了日军退路。第686团第1、第2营冲向公路，在小寨至老爷庙之间，与麋集在公路上的日军展开激战。杨得志说：这时，被打懵了的日军在失去指挥的情况下，却能自觉形成小组，他们3人一组，背靠背，与我军十几个战土拼杀，确实显示出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。因此，面对强敌，我杀敌3人，差不多也要付出相当的代价。而一些班排一级的小股日军，居然很有战术意识地寻找我军薄弱环节，主动寻找有利战机……
时任第687团9连副连长的郭春林回忆当时的情景说：战斗打响时，埋伏阵地下面的乔沟里堵满了日军的辎重车，我们只需向下扔手榴弹就行了。开始时，鬼子拼命地向两侧的山坡上爬，结果刚一露头就被我军火力干掉。鬼子没办法，只能躲在夹沟两旁的凹处，我军火力难以发挥，战斗暂时沉寂了片刻。没多久，我军右侧突然响起疯狂的机枪声，从声音可以听出来，这不是我军常用的马克沁重机枪和捷克式轻机枪。原来，一股日军利用我军视线的死角偷偷爬上一个小山陵，并在那里架起了一挺机枪。于是，我立即命令连里最勇敢的2排长秦二愣带领十余名战士去消灭敌人。秦二愣果然不负众望，他摸到小山陵底下用全力将一束手榴弹扔上去，一下就炸死了几个鬼子，其他鬼子全被镇住了，仓惶逃往山下。我连顺势向沟里冲锋，与日军打起肉搏战……这时，秦二愣已经多处负伤，我劝他下去休息，他什么也没说就向一群鬼子冲去，结果被鬼子包围。等我和其他战士赶到时，他已经被鬼子刺倒。我俯身去摸他的心脏，希望他还活着，但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……事情发生得这样快，令人不敢相信。全连最勇敢的同志，也是我最好的一个战友就这样牺牲了……
平型关之战惨烈、悲壮。这次战斗，尽管是在阎锡山作战计划的框架下进行的，但八路军完全是独立地进行的。实行“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和运动战”，是毛泽东、中央军委为八路军制定的战略方针，也是国共合作后中共代表与国民党蒋介石、何应钦和山西实力派阎锡山协商达成的一个基本协议。战斗中，八路军坚持和信守了这一方针和原则。同时，战斗的计划、部署，使用的兵力和战斗的进行，也都是八路军115师独立承担的。此战，没有国民党军参战，也没有国民党军队对日军的牵制。杨得志回忆说：按照预定计划，国民党军应该和我们同时出击，在我军消灭公路上的敌人后，转向东跑池，配合阎锡山的部队全歼日军的坂垣师团。不料想，当我八路军已经到了东跑池将敌人包围起来时，却看不见一个国民党兵的影子。
国民党军队的怠战，使得日军坂垣师团未被全歼，影响了战果的扩大。
三
尽管如此，平型关之战仍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所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，是毛泽东、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在华北战场上主动寻机歼敌的第一次大胜利。
战斗中，我115师充分发挥善于近战和山地战的特长，保证了战斗的突然性，以劣势装备一举歼灭日军精锐板垣师团第21旅团1700余人(含腰站歼敌数)，击毁其汽车100余辆，马车200辆，缴获轻重机枪20余挺，长短枪1000多支，以及其它大批军用物资。
对于这次战役，日本1973年出版的《滨田联队史》一书曾作过如下记载：
“汽车一过关沟村即与敌遭遇，当即火速下车，令吉川中队向北边高地，内藤中队向南边高地，狙击枪中队协助龙泽中队从中间平地进行攻击。然后敌人以追击炮、重机枪猛烈射击，兵力看来也比我方多十几倍。尤其吉川中队正面之敌举起军旗、吹起军号，士兵各自扔出手榴弹，反扑过来。我方寡不敌众而毫无办法。……9月28日，龙泽中队得到友军的支援后，勇气百倍再次继续前进，此时遇到意外情景，刹那间所有人员吓得停步不前。冷静下来看时，才知道行进中的汽车联队已遭到突袭全部被歼灭，100余辆汽车惨遭烧毁，每隔约20米，就倒着一辆汽车残骸。公路上有新庄中佐等无数阵亡者及被烧焦躺在驾驶室里的尸体，一片惨状，目不忍睹。”
战况传到日本，其国内舆论一片哗然。先是9月25日晚上，东京广播电台播报了一条爆炸性新闻：“皇军最老的王牌第5师团在山西北部山岳地带，遭到中国军队的突然袭击，我一名高级军官阵亡……”日军大本营连续急电驻天津的华北方面军司令部，命令火速查清那位阵亡者姓名。结果，未等华北方面查清情况，次日东京就传出了“板垣征四郎被击毙”的消息。有的报纸更是将“板垣之死”与其岳父——日俄战争中在奉天红土岭战斗中战死的“军神大越”联系起来。更为可笑的是，当板垣的“死讯”传到蔚县的第5师团司令部时，板垣本人恼羞成怒，并于9月28日亲率一部日军开往平型关复仇。当然，等待他的仍是日军的一地尸骨。
当然，平型关之战，我军也付出了惨重代价。当林彪得知“以两倍于敌的兵力，居高临下，出奇不意发起进攻，结果歼敌1700余人，我方伤亡1500余人”的消息后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
毛泽东在为八路军战士的巨大牺牲深感惋惜的同时，对战斗的结果还是满意的。此战结束后的第二天，即9月26日，毛泽东致电朱德、彭德怀，称“庆祝我军的第一个胜利”。同时指出：“向恒山山脉及其东、西、北三方向突击，展开敌人侧面的游击战略计划，暂时尚无执行的条件，要待敌人更深入、后方更空虚时才能执行。”这说明：此时毛泽东是将平型关战役作为“深入敌后，侧面寻歼敌人”的游击战争战略计划的组成部分看待的。
尽管从整个抗日战争的历史看，此次平型关之战不算大仗。但它震动全国，意义深远，全国军民反响强烈。国民党政府欣喜地赞誉道：“此为华军在平绥线之空前胜利。”时任国民党第二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续范亭说：平型关之战的特别意义，“就在于打破了‘皇军’不可战胜的神话，提高我们的士气。”
平型关大捷，突出显示了八路军的战斗力，极大提高了八路军的威信，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威信，其政治意义是巨大的。尤其是通过这次战役，进一步增进了毛泽东等我党领导人对抗日战争规律的进一步认识。1937年9月29日，根据平型关战斗的经验，毛泽东进一步归纳提出了八路军的作战方针：“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，组织群众的游击队。在这个总方针下，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。”后来，在《论持久战》一书中，毛泽东又将八路军的战略方针作了更为完整、科学的概括和总结：“基本的是游击战，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”。这一方针，赢得了我党我军上下一致的拥护和贯彻，成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的战略总方针。
摘自：《党史纵横》